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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二集《政治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坚决纠正在落实“两个维护”上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确保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部署、重大举措落到实处。

　　一个违规推动填海 一个对整改明拖暗顶

　　他们竟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私利

　　2017年7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点名批评并责令整改。然而直到2020年，经过先后三轮督察，凤凰岛二期项目整改工作却一直停滞不前。

　　调查发现，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舍不得放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个别人还与相关企业存在利益勾连，导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致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受到严重损害。

　　王勇，2008年至2014年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凤凰岛二期项目是在他任内启动修建的。

　　童道驰，2018年至2021年任三亚市委书记，在他任期内，中央整改要求迟迟得不到落实。

　　凤凰岛是一个人工填海造岛项目，一期完成填海工程后，附近海岸线就明显出现了沙滩退化现象，三亚市政府曾请专家团队调研，发现是凤凰岛一期项目造成水流变化，导致岸线侵蚀。到凤凰岛二期立项讨论时，不少干部因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曾任三亚市市长王勇：海洋部门提过不同意见，分管的副市长也提过不同意见，但是我还是坚持，发展是业绩，保护也是业绩，但是发展是显绩，保护是潜绩，所以我还是力推把二期能够批下来。

　　王勇没有如实向海南省海洋部门通报凤凰岛一期造成的生态问题，致使二期项目海域使用权顺利获批；又授意三亚市规划局违规出具选址规划意见，让项目得以通过立项审批；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特事特办、加快推进，使得凤凰岛二期项目于2014年4月启动，2016年主体填海完成。

　　2018年，童道驰被任命为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正值中央要求对凤凰岛进行整改之际，但他不按要求执行经评估论证的包括拆除凤凰岛连廊在内的组合方案，而是擅自拿出了一个仅采用“三亚河口清淤、拓宽河口”措施的替代方案，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积极向上级争取不拆除连廊，要“保留凤凰岛的完整性”。

　　2019年下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到海南督察，童道驰授意有关部门紧急制定拆除凤凰岛连廊的工作方案，但只是拿来敷衍应付，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同时授意继续申请实施替代方案。2019年12月，替代方案被省政府明确否定，童道驰仍然明拖暗顶，不作实质整改。

　　童道驰：凤凰岛这个事儿涉及违规填海，然后就是地产。企业的股东肯定想办法接近你，一旦放松一点点，这个利益集团侵蚀就非常厉害。

　　凤凰岛二期时间跨度长、投资金额大，整改拆除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去解决，也必然要触碰多方利益。作为市委书记，本应担当作为，童道驰却畏难情绪严重，想绕着困难走，不愿动真碰硬。

　　童道驰本来就打心底里不想整改，企业一拉拢腐蚀，更是彻底被私欲吞噬。结识相关企业股东之后，他迅速从接受对方安排的各种奢华享受，发展到进而收下贵重财物，到案发时，已累计收受相关股东两千多万元。

　　2020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点名批评凤凰岛项目“修复治理大打折扣”；2020年7月，生态环境部到凤凰岛调研督察，到这个时候，童道驰竟还在授意下属重点介绍替代方案。他的种种反常之举引起关注，2020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展开初核，11月1日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童道驰和王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1年10月法院宣判，王勇收受财物9047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2022年6月法院宣判，童道驰收受财物2.74亿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目前，凤凰岛二期项目全部拆除完成，环境修复工作也在展开。历经波折，这片碧海终于被还给了大自然，还给珊瑚和鱼群，留给子孙后代。

　　“我是抚州人民的罪人”

　　受贿上亿落马官员忏悔

　　肖毅，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曾任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

　　肖毅在任期间将位于抚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九木集团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奉为抚州市“数字经济”产业的一张“名片”，对外宣扬它是搞“大数据”“云计算”的高新科技公司。然而，肖毅其实明知该企业真正从事的是虚拟货币计算生产业务，俗称“挖矿”。

　　“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并带来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和电子垃圾生成，高耗能、高排放的同时，对解决就业、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度却很低。此外，虚拟货币也有可能成为一些非法交易逃避监管的工具，还有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然而，这样一家企业，却竟然得到了肖毅的包庇甚至力捧。

　　从2018年开始，国家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引导“挖矿”企业有序退出，之后进一步明令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肖毅对国家政策十分明了，却仍心怀侥幸，妄图瞒天过海，授意林庆星公司在有人来参观检查时，“表演”一些其他业务。

　　创世纪公司约有16万台“矿机”每天运行，从2017年到2020年，这一家公司的用电量就占到抚州全市用电总量的10%。为掩盖真实情况，肖毅授意有关部门虚构统计专报和调整用电分类。他还违规要求为该公司提供财政补贴，违规推动政府机关为该公司提供担保、贷款等融资支持达24亿余元人民币，帮助该公司在高新区新建了数据中心大楼。

　　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以“临川四梦”为代表作的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文化名人，抚州人形容自己的家乡是“一座有梦有戏的城市”。然而，肖毅主政抚州期间，做的却是自己虚幻的政绩梦，也因此才上演了支持“挖矿”企业的荒唐戏。而这样的戏，还不止这一出。

　　大乘汽车科技产业园是肖毅决策兴建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如今也是一片寂静，只剩下一名保安人员，看守着大量未完成的汽车。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晟：2017年上半年，肖毅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举债，盲目决策，投资30多亿元建成了相关的汽车产业园。但是因为他们生产的是传统的燃油车，本身品牌又没有什么竞争力，生产了几千台以后就停产了，造成投产即停产。

　　除了违纪问题，肖毅还被查出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工程承揽、项目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上亿元。2021年12月，其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月，以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提起公诉，法庭将择期审理。

　　肖毅：我是抚州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抚州人民。组织上委派我到抚州去当市委书记，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脱贫，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因为我扭曲的政绩观，把自己所谓的“政绩”摆到了人民的利益之前，所以才会这么蛮干、乱干，导致这么重大的损失。我要向抚州人民忏悔。

　　两个县级“一把手”互相关照对方弟弟

　　结成利益网开启长期“合作

　　甘肃省镇原县属于陕甘宁革命老区，是甘肃省最后一个脱贫的县。曾在这里多年担任“一把手”的李崇暄，2021年3月被甘肃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李崇暄，从2009年到2020年历任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县长、县委书记。他上任后主抓的首个重大工程，是新建镇原第二中学，这也成了他首个收受巨额贿赂的项目。请托他的人是另一个县级“一把手”，华池县县长张万福，他也于2017年被查处。

　　甘肃省镇原县委原书记李崇暄：张万福是镇原人，我正好到镇原当了县长，他到华池当县长，明确提出来要关照他弟弟进一步发展，然后说了一些具体的县里大的工程。

　　和李崇暄打过招呼后，张万福的弟弟很快就带着一个水果包装箱登门拜访李崇暄，里面不是水果，而是一百万元现金。

　　镇原二中项目仅仅是个开端，事实上，李崇暄和张万福商定了一个长远“合作”计划。李崇暄也有个弟弟，名叫李崇刚，也向哥哥提出想做点工程。于是李崇暄兄弟和张万福兄弟结成了一张特殊的利益网，两个“一把手”在各自辖区内相互“关照”，帮对方的弟弟承揽工程。双方你来我往，通过“异地交换”避人耳目。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县“一把手”互相照顾对方弟弟的事情，不久就传了出去，释放出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2009年到2013年是李崇暄收受贿赂的高峰期，当时镇原县河道治理、水利建设、安居工程、汽车客运站、城乡道路等多个政府投资类项目中，他都打招呼、下指令，强行干预，使得正常决策和招投标程序被架空。

　　2009年到2013年，李崇暄在全县强行连片推进苹果栽植项目，甚至一些地方迫使农民铲除小麦青苗改种苹果。轰轰烈烈大规模栽种后，没有后续跟踪管理和技术扶持，农户遭遇病虫害、技术不足、水源缺乏等种种困难，致使全县投资一千多万元栽下的八万多亩苹果树，砍的砍、烧的烧，如今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位于开边镇的农业示范园区，是另一个失败的“政绩工程”。2012年，李崇暄拍板选址在这里兴建这一项目，首先考虑的是方便上级领导检查。

　　在建设标准上，李崇暄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在公路沿线流转土地500亩，投入财政资金近1000万元，新建两百多座温室和钢架大棚。结果建成后，很少有人来承包经营，只能强压给镇政府和村委会接手维持，供上级检查。到如今，园区蒿草丛生，大部分设施破败闲置，好好的土地长年荒废，让当地农户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一把手”一旦蜕变成为“一霸手”，必然导致滥用权力，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已经被无数案例反复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把手”监督仍然是监督工作的难点，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把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强化责任追究，持续释放有责必问、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十四亿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而全体党员也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每个人的工作与奋斗，共同创造中国更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