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克非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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